共同开创中国社会学新未来

(记者 李想)8月28日-29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研究中心主办的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学科理论实...


  (记者 李想)8月28日-29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研究中心主办的“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学科•理论•实践——纪念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与会的中外嘉宾回顾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并为中国社会学未来的发展献言献策。

  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李培林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学在中断了近三十年之后,在短短的四十年间又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

  李培林还指出,中国社会学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紧密的关系。快速的社会发展和大转型不仅刺激社会学的发展,也给社会学工作者的思想带来了转变。思想在很多情况下也走在实践的前面,比如,中国哲学界、理论界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经济学界提出的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法学界提出的依法治国等等。

  李培林表示,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在经历新的大转变。中国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发展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社会学工作者要顺应时代需求,引领实践的方向,为社会学发展做出新贡献。

  康奈尔大学教授,美籍华裔社会学家倪志伟(Victor Nee)指出,社会学是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在研究人的社会行为中,社会学家应该要通过不同个体行为对比进行研究。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学研究,有必要进行社会的碎片化研究。

  他谈到,在西方社会学历史上,默顿提出,通过中层理论的积累实现社会学的不断发展。但是默顿所说的中层理论往往是功能主义导向的,是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均衡关系,而忽视了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的变迁。由此,后来的学者又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变迁的中层理论。

  倪志伟认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加上自上而下的政府对规则的适应性改变”是一种更为常见的改革模式,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与此类似,在西方,最早的企业家也不是社会精英,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一般,但他们最终成为了推动制度创新、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阿科斯·罗纳-塔斯(Akos Rona-Tas)通过市场转型理论,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转型方式。罗纳-塔斯肯定了该理论的价值,但也同时指出该理论及其相关文献均忽视了“全球化”的作用。

  罗纳-塔斯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的三个缺陷:第一,在市场转型理论中,“市场”和“政府”都被抽象为一个单一的逻辑概念。但是在现实中,二者的类型均是多样性的,并且彼此之间存有很大的差别;第二,在市场理论中,政府和市场被视为是对抗性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该理论混淆了市场的生成性规则和功能性规则。在市场的创建过程中,政府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政府设定市场规则,市场是不可能产生的。而且,即使在市场出现并运转后,政府仍在确保竞争性、维护私有产权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推进、协调、控制全球化进程,将国内市场整合融入全球流通环境等方面,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市场转型理论以不平等(主要是收入不平等)为变量,但收入不平等是很难准确测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许多收入是不可见的。

  罗纳-塔斯补充道,在当今社会,我们需要扩展研究视野,基于全球经济的背景,分析人们是如何在不同的产业和部门间流动的。这对中国的社会学发展相当重要。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李友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变,这场巨变给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的灵感。特别是市场转型理论提出以来,国际上有关转型中国所引发的学术研讨不断走向深入,成果荟萃。

  李友梅表示,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四十年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在自身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下,具有方向性和标志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也与世界格局的变动密切关联。今后,中国的社会学要适应世界发展,努力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学术共同体。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认为,中国的实践表明,即使在同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活动也有不同的组合形式,产生不同的精神文化。这就需要把市场的概念更为丰富化、细致化,从而深入讨论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市场活动、企业行为,以及相应的组织形式和权威关系。

  在对国家的概念进行研究时,周雪光认为,社科工作者需要对国家的概念进行精细化。国家是一个多重利益、多重矛盾的结合体。他的政策在不同时点上都有不同的演变。所以在此背景下,需要回答的问题不仅仅是再分配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前者向后者的转型,而且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作为再分配权力中心的国家,是不是也经历了从传统的再分配形式,到基于市场机制上的再分配形式的转型。

  在谈到中国特色时,周雪光强调,中国的实践的确在彰显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中国特色需要更好的理论透视。中国的实践还在继续,许多问题仍有待于回答。而对于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来回答,尤其是不能由形式化的经济学模型来回答,而是需要针对具体时代的经济活动,进行扎实的近距离观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学研究是正逢其时,大有可为。

  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南表示,中国目前不仅在经济领域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其他很多方面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他认为,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第一次大转型的话,那么中国的发展就是第二次大转型的过程。

  林楠谈到,在中国的改革中可以发现,在许多客观要素上,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乃至经济制度,中国都有大量要素与西方社会相类似。中国关键性的特征在于颠覆性的意识形态:一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政府控制下进行的;二是关系的运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关系、家庭的背景。“关系”与政府控制既是互补的,“关系”可以带来信任,促使政府控制有效执行。但是,“关系”也是互斥的。面对互斥,政府需要直面自身问题、改正问题,巩固自己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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